殿上纷纷，众臣皆议其不可。倨傲之唐帝终不肯听，甚欲御驾亲征了。
横见战事不免，褚遂良复上疏焉：“天下譬犹一身。两京，心腹也；州县，四支也；四夷，身外之物也。高丽罪大，诚当致讨，但命二、三猛将将四五万众，仗陛下威灵，取之如反掌耳。今太子新立，年尚幼稚，自馀籓屏，陛下所知，一旦弃金汤之全，逾辽海之险，以天下之君，轻行远举，皆愚臣之所甚忧也。《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》”
辞之殷殷，众皆以然。媚娘心下亦颇以之。
然唐帝不以为可，顾左右群臣而言曰：“夫天有其时，人有其功。盖苏文凌上虐下，民延颈待救，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。议者纷纭，但不见此耳。《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》”
言毕四顾，骄之不已。
群臣皆寂，知复劝亦不以为行。乃尔议定，将以为之。
附：一、唐太宗之贞观十九年（645年），唐帝（唐太宗）举数十万大军亲征高丽无功，病疾而返。终唐太宗生年，未能克之（高丽）。
二、唐高宗、武后（武则天）之龙朔三年（663年），白江口之役，唐军克百济、倭（日本）联军。百济亡。（《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》“（龙朔三年，663年，唐军）遇倭兵于白江口，四战皆捷，焚其（倭，即今之日本）舟四百艘，烟炎灼天，海水皆赤。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，王子忠胜、忠志等帅众降，百济尽平。”）
三、天皇（唐高宗）、天后（武则天）之总章元年（668年），盖苏文之子为引，唐军平高丽，高丽亡。（《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》“（总章元年，668年）九月，癸巳，李勣拔平壤。勣既克大行城，诸军出他道者皆与勣会，进至鸭绿栅，高丽发兵拒战，勣等奋击，大破之，追奔二百馀里，拔辱夷城，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。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，勣军继之，围平壤月馀，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，持白幡诣勣降，勣以礼接之。泉男建犹闭门拒守，频遣兵出战，皆败。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，信诚密遣人诣勣，请为内应。后五日，信诚开门，勣纵兵登城鼓噪，焚城四月，男建自刺，不死，遂擒之。高丽悉平。”）